转基因释疑(赵书红,朱猛进)


赵书红  朱猛进 华中农业大学

 

  对于转基因技术,目前一部分公众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本文试从科学角度就公众不易分辨的几个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

  

  一、转基因技术是纯人工技术,违反了自然规律


  很多人都以为转基因技术是纯人工技术,在自然界中不存在转基因,搞转基因生物品种(系)违反了自然规律。事实上,自然界中存在各式各样的转基因现象,自然界中的转基因是推动生物进化不可或缺的基本机制之一。大家所熟知的近缘、远缘杂交的本质就是一种转基因现象。在家养动植物驯化、驯养,以及后来长时间的种植、饲养过程中,杂交育种作为最有效的遗传改良手段之一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系统。在杂交育种过程中,对于受体动植物而言,杂交可以视为一种规模化的转基因导入,这种转基因导入具备如下特点:(1)转基因规模是某个物种(亚种)的半个染色体组,而不是单个基因;(2)基因转移多发生在同一物种内或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之间;(3)基因不是简单导入受体基因组,而是替换受体的部分染色体。除了天然杂交这种规模化的转基因现象之外,自然界也存在基于单基因水平的跨物种转基因现象——横向基因转移(lateral gene transfer,LGT)现象(又称基因水平转移或侧向基因转移)。基因横向转移是基因突破物种界限,从一个基因组转移到另一基因组,这是自然界中最典型的转基因现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跨物种的基因横向转移尽管发生频率较低但仍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科学家们发现,在病毒、噬菌体、细菌(如肠球菌、苜蓿属共生根瘤菌)、蓝藻(Cyanobacteria)等低等生物的不同基因组之间,发生基因交换的自然现象十分普遍。对于高等生物,也有直接或间接证据表明很多物种在基因组的进化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基因横向转移事件,甚至包括人类自身。例如,寄生细菌(Wolbachia)能够将基因稳定地转移到昆虫以及其他无脊椎动物基因组中,使其成为受体基因组的固有基因,包括黄蜂、蠕虫和果蝇等。在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完成后,科学家也发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中存在多种病毒基因,并推测这些病毒基因可能是通过基因横向转移这种自然发生的转基因机制而进入人类基因组,从而推动了人类基因组的进化。

  这些证据雄辩证明,转基因现象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转基因并不是由人首先创造出来的人工产物。就像PCR技术只是人工再现生物体内DNA复制过程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只是人工再现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基因横向转移现象,而且是在可控条件下进行可预期的基因转移,其安全性远远超过自然界的基因横向转移。所以说,转基因并不可怕,转基因并不违反自然规律,它只是人类利用、模仿自然界本身就有的生命现象,将其发展成可操作的生物技术,籍此能动地改造、利用和保护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动植物品种,从而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没有推广转基因新品种(系)的必要”


  目前,有个别学者提出,依靠现有生物品种和非转基因育种技术可以足够维持我国人口所需的粮食和畜产品,现在还没有必要推广转基因新品种。这种言论获得了较多人的支持,使得部分公众对推广转基因新品种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我国农业生产面对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目前,我国中西部还有很多处于温饱边缘的贫穷和半贫穷人口,要保障这些人口脱贫化、小康化发展,粮食与畜产品的总量、品质都需要大幅提升。在国家层面上,提高粮食和家畜的产量和品质是保障我国人民全面进入小康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人口众多,土地等可利用资源紧张,以我国现有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粮食与畜产品的总量和品质还不足以保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进入小康甚至中等发达生活的行列。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通过大量进口粮食和畜产品显然不太现实,也根本不具可行性,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在充分保障本国人民的同时还具备让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吃饱、吃好的能力。只有立足于国内,充分挖掘现有生物品种(系)的生产潜力、大幅提升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由于现有作物和家畜品种已经过多年的高强度选择,依靠非转基因传统育种技术继续大幅提高现有作物和家畜品种生产潜力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不寻求新的途径根本无法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资源总量有限与人口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在现有可利用的资源基础上,通过转基因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作物和家畜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是解决我国资源与人口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也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现实选择。

  所以,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尽快推广转基因新品种(系)不是没有必要,而是非常迫切。尽管转基因可能面临着某些潜在生态风险,但不能以此成为不发展转基因新品种的理由,毕竟转基因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应用一样,只能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必须在保证转基因的绝对安全后方可应用”


  不少人都认为必须在保证转基因的绝对安全性之后方可应用,这种认识似乎有合理的成分,极易获得普通人的认同。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有潜在的风险,比如电可以打死人、汽车可以撞死人、抗生素可以让细菌产生抗药性,但我们不能因此排斥对电、汽车和抗生素的应用。所以,我们要求转基因100%地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在逻辑上,转基因应用的绝对安全性在长时间尺度上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所以我们只能依据实质等同原则,只要能保证转基因新品种(系)及其产品不比传统生物品种及其产品更有危害性,即转基因的相对安全性得到了充分的评估就可以应用。与已有育种技术相比,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均大为提高,转基因新品种(系)的相对安全性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实际上,部分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性的担忧更多地体现为心理认同的问题。与生态安全相比,普通公众可能更为关心与自身健康更为直接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目前,公众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都能从技术上加以解决。比如,组织特异性表达技术、“外源基因去除”技术等新技术可以保证转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在食品中不出现或极微量出现,不会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目前已经商业化或正在步入商业化程序的转基因新品种(系)都经过了十分严格的安全性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的文件中谨慎但肯定地说:“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自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以来,转基因食品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已经表明,非转基因食品并不比转基因食品更为安全,转基因食品不会对人体产生临床意义上的身体伤害,我们并不必把它视为洪水猛兽。